“非同寻常”辩护——孟晚舟引渡证据听审第一天

“非同寻常”辩护

——孟晚舟引渡证据听审第一天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满运龙

2021年6月30日 今日头条

“非同寻常”辩护——孟晚舟引渡证据听审第一天

2021年6月29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就孟晚舟辩护团队的证据辩护,举行第一天听审。


根据相关报道,控辩双方围绕法院是否应当在定于8月初进行的引渡司法审查最后阶段采纳辩方最近从一起香港诉讼中获得的证据,提交了书面材料并进行了庭辩;来自汇丰银行的长达300多页的“神秘银行文件”也向公众公开。

一​ 汇丰文件 v 美国检方ROC

加拿大司法部决定引渡孟晚舟的根据是美国检方提供的“案件记录”(Record of the Case,简称ROC)。辩方认为,刚刚披露的汇丰文件可以在关键事实层面说明美国检方ROC“明显不可靠”(manifestly unreliable),进而证明ROC对加拿大检方造成“误导”(misleading)。

美国检方指控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其ROC提出的事实和逻辑如下:


(1) 孟晚舟于2013年8月22日在香港向汇丰银行亚太高管会面时,做了一份PPT演示,提到SkyCom,但没有如实陈述SkyCom与华为的关联企业关系。

(2) 孟晚舟的演示,导致汇丰维持与华为关系,继续向华为提供包括美元在内的银行业务,构成与SkyCom的业务关系。

(3) SkyCom在伊朗有业务,受美国制裁法管控;汇丰继续华为业务,涉及SkyCom商业活动,构成违反美国禁令。

(4) 汇丰“依赖”孟晚舟不实演示,陷入违反美国法律危境。


辩方申辩,汇丰文件表明,ROC事实与逻辑“不可靠”:


(1) 孟晚舟在给汇丰高管的演示PPT中,提到SkyCom与华为有“可控制”(controllable)关系,等于说明了两者的关联关系,因此不存在虚假陈述。ROC在援引PPT内容时,遗漏了“可控制”的表述,是“有选择”的“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

(2) 汇丰高管在孟晚舟PPT演示之前,业已知晓SkyCom与华为的关系,但仍然决定继续与华为的银行业务。

(3) 汇丰没有“依赖”孟晚舟的PPT演示,决定继续华为业务,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4) 汇丰陷入违反美国法律的危境,不是孟晚舟行为的结果;所以,孟晚舟行为,没有构成对汇丰的“欺诈”。


昨天提到,汇丰文件并非“新”证据,汇丰、美国检方、辩方美国律师等早已知晓该文件的存在和内容。但华为受制于商业机密保护法律,不可随意透露在商业交往中获取的汇丰内部文件。辩方美国律师按照引渡有关法律,不可与辩方加拿大律师分享该文件。辩方只有通过诉讼,得到法院披露准许。先是向英国法院起诉,披露请求被驳回,又在香港法院起诉,获得汇丰文件并得到法院披露许可,但条件是辩方不能随意披露,必须采取“合理”努力避免披露。为满足这一条件,辩方不久前向加拿大法院提出禁止披露动议,被法院以维护“公开司法”原则为由驳回(这是辩方诉讼策略,知道动议会被驳回,但以此满足香港法院设定的披露条件),故而辩方目前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在引渡诉讼中披露汇丰文件。昨天我的文章中说到辩方“通过奇特的反对披露动议,得到加拿大审查法院准许”,有朋友指出不够清楚,在此廓清。

“非同寻常”辩护——孟晚舟引渡证据听审第一天


二​ 汇丰的“知晓”范围与程度


辩方详细列举汇丰文件,试图说明汇丰银行作为商业实体,在孟晚舟2013年香港演示前后“知晓”华为与SkyCom关联关系的范围和程度。


美国检方ROC的立场是,孟晚舟做出2013年演示之前,汇丰银行不知晓华为与SkyCom的关系;即使银行有人知晓,仅有“低层雇员”知晓,有决策权的“高管”不知。


辩方列举大量汇丰文件,包括内部email通信、公司内控档案、香港诉讼中汇丰高管证人当庭证言等,说明汇丰“知晓”的范围和程度:


范围,不限于“低层雇员”,包括高管,例如:


(1) 包括汇丰亚太业务主管在内的多名银行高管,级别为“管理董事”(Managing Director)在孟晚舟演示之前,内部邮件多次提及SkyCom与华为使用相同地址,接收到多个提及SkyCom为华为“关联公司”的邮件和其他公司文档。

(2) 汇丰内部客户管理系统(HORIS)中,SkyCom被放在“华为Mastergroup”下统筹管理,所以汇丰拥有实体范围内的系统知识,了解SkyCom与华为的关系。

程度,不限于“应当知晓”,也包括“实际知晓”:

(1) 在法律概念中,“应当知晓“(should haveknown)和”实际知晓“(actually knew)是表示一方就某个事实知晓程度的表述。后者表示有证据表明,一方实际上知晓(比如该方向他人说到知道某个事实);后者表示,虽然无法证明一方实际上知晓,但根据实际环境(比如一方收到抄送自己的公司电邮)和一方的地位(比如在公司内的管理职位),可以推定该方知晓。

(2) 首先,汇丰文件说明,汇丰高管收到过提及SkyCom与华为关系的电邮,也可以接触银行HORIS等内控系统信息,而且银行根据“了解你的客户”(Know Your Client)常规程序调查时,业已了解SkyCom与华为关系。高管“应当知晓”两者的关联关系。

(3) 其次,汇丰文件也指向银行高管实际知晓。比如,一位高管(“HSBC Employee 7”)于2013年1月16日收到过一份关于SkyCom的内部电邮,专门提及SkyCom与伊朗有业务,被Canicula公司控制,Canicula公司在汇丰HORIS系统中属于华为集团下属公司,而且SkyCom独立董事为华为员工。


据此,辩方对汇丰知晓SkyCom与华为关系的证明,非常全面,也合乎逻辑。如果是在正式司法审判程序中使用,能够有效地“攻击”(impeach)ROC的事实陈述,进而证明汇丰没有“依赖”孟晚舟的表述才决定继续与华为的银行业务。


三​ 法院的难题


孟晚舟团队证据之辩,可以说是迄今所有辩护中最有可能获得法院支持的一辩。


汇丰文件披露的信息,可以有力说明汇丰高管的知晓范围和程度。辩方证据出击,检方被置于被动防御地位,恐怕无法直接否认有关信息,只有依赖适用的司法审查标准,试图说服法院拒绝采纳汇丰文件为证据,或者采纳,但认定无法推翻ROC的逻辑主线。


目前的法院程序不是审判孟晚舟是否有罪,而是对加拿大司法部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核心问题,是确认司法部提交的证据是否满足适用引渡的法律标准。具体地说,这一标准是“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法院不对证据做实质审查,而是假定引渡请求国的指控为真,判断检方是否提出了“初步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支持指控。

辩方清楚知道,在上述较低的审查标准下,法院很难根据新的证据推翻检方引渡请求。所以,辩方律师反复强调,辩方的证据之辩“非同寻常”,要求法院给予“非同寻常的救济”,言外之意,是敦促法官走出倾向检方的寻常思维,着眼本案的特殊之处,发现突破寻常适用标准的根据。


同时,辩方对辩护的遣词造句也十分谨慎,坚持用事实说话,避免采用指责美国检方故意歪曲事实、恶意误导加拿大司法部等激烈语言,以免过犹不及,引起法官反感,做出对辩方不利的裁决。


主审法官面临的选择,主要有三种:


(1) 驳回采纳汇丰文件为证据。这意味着8月的最后司法程序,将不会考虑汇丰文件。后果很清楚,高等法院司法审查结束,引渡通过。辩方需要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继续引渡抗辩,但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2) 批准采纳汇丰文件为证据。这意味着8月的最后司法程序中,当事方可以使用汇丰文件进行最后辩论,法官也应该在做出决定中考虑该等文件。一种可能结果,是法院认为,即使考虑进汇丰文件,在适用的司法审查标准下,仍然不足以推翻ROC,引渡请求仍然获得通过。

(3) 批准采纳汇丰文件为证据。在8月的最后司法程序中,当事方使用汇丰文件进行最后辩论,法官在做出决定中考虑该等文件,并最终认定,ROC构成“虚假陈述”,误导加拿大司法部,因此驳回引渡请求。如此,引渡结束,孟晚舟当场获得自由。

何去何从,审理法官会很费心思。


直接拒绝采纳汇丰文件,似乎法理上很难说通。大概率上,法官会允许采纳汇丰文件,所以(1)的可能性较小。


采纳汇丰文件,并据此结束引渡,需要法官承受巨大常规思维和惯常裁决的压力,能够确信有充分的事实与理论根据,方可下决心做出“非同寻常”之决定。一般情况下,(3)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但辩方律师的说理,包括今天听审的辩论,会发挥重大作用。


一般情况下,(2)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同时,如辩护律师所言,本案“非同寻常”;所以,出现“非同寻常”的结果,只要在司法审查的制度范围之内,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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